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，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，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“导演学与编剧学”的专业硕士学位，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，当然，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。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，正是以《飞越杜鹃窝》和《阿玛迪斯》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。

    其实不要说是雄霸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，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、柏克莱、西北、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，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，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，开成专门的研究所。

    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，当然还让他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。像该校对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，就给了学费全免的优惠;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;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;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，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。

    所有这些经历，都使他相信了大学理念，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，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、靠号召人力、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。

    蔡康永说：我的性格，受困于体制的可能，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。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，我很扎实的受了惠，原因很简单——那个体制，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、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。

    大学之所以能“大”，大学之所以能“学”，都源于此。